新一代测序技术为生物制药开启新路径

最近还有研究表明，在2005年，欧洲国家的适龄劳动人口与领取退休金的人口的比例是100：35，但如果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到了2050年这个比例将会达到100：75，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比例将会发展到1：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此外还应看到，目前在提高服务业比重、完成节能减排任务、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推进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繁重而艰巨。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这一政策组合的优势，能够有效保证在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在两难问题上取得突破。由于经济增长会有所减缓、结构性减税力度继续加大等原因，明年财政收入增长不会太快，而明年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出还需要继续增加，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需要通过保持适度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加以解决。2011年世界经济饱受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事故以及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各方面对2012年世界经济普遍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国际有影响的经济预测机构相继调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目标也是要使经济增速稳步回落至合理区间，把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从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此外，我们在防范和控制房地产市场风险、金融风险和地方财政融资平台潜在风险方面也取得了成效，保障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较快健康发展。

目前世界经济存在的问题，一是欧美各国财政状况存在不同程度的恶化趋势，财政赤字上升，政府债务暴涨，政府财政紧缩压力加大。2010年下半年以来，受到美国长期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内新增信贷规模较大、新出现的成本上升推动因素等的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明显上涨。上述问题说明，要提高居民消费，纠正结构失衡，绝不仅仅是增加转移支付和鼓励企业提高工资就能解决的。

这样，在总需求对增长的拉动中，近几年来几乎是投资在演独角戏。[1]美国的问题绝不单纯来自居民负债。而按现行制度，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征用开发出让的全过程，也垄断了土地收入，从而把地价越抬越高。实际上普通美国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自金融危机以来，已经被迫降低消费，使居民储蓄率由负转正，提高了几个百分点。

随着储蓄率上升，资本形成相应提高了13个百分点，2010年接近GDP的49%。此外，土地征用、出让和土地出让金管理，也是政府管理透明度最低、最缺乏监督的部分，导致大量幕后交易、暗箱操作，是贪腐、无节制的政府消费和收入分配恶化最集中体现的领域。

但土地出让金是土地未来70年使用权的代价。金融危机以后，居民储蓄稍有提高，居民负债总额有轻微下降，而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债务却急剧上升，使美国的总负债规模继续扩大。两时期分别增加了4.6和5.6个百分点（另据收入法GDP核算，2000-2010年时期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增加了7.8个百分点）。从20世纪70年代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起，美国政府采取了持续的赤字财政政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未偿还债务越积越高，占GDP的比重从1974年的低点38%逐渐上升到2007年的53%。

如果按这个比例扣除征地成本，并扣除社保基金支出部分，只计算社保净收入，则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涨幅为11个百分点，其中土地收入增长占5.5个百分点，仍占涨幅的一半。因此从需求角度来看，总需求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拉动经济增长的责任正在不断由消费转移给投资和净出口，导致了越来越大的投资规模和巨大的贸易顺差。因此，要解决结构失衡问题，不但需要改革现行财税体制，重新规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且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金融危机以来，为了救市，联邦债务连续以20%以上的幅度递增。

但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市场萧条，净出口比重已于2010年回落到4%。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早晚还会发生第二次、第三次金融危机，不但把别人拉下水，并终将导致自身的衰落。

特别是在最近10年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急剧走低，从2000年的62%降至2010年的47%，降幅达15个百分点。因此，借债消费使美国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可以不改变收入分配差距巨大的状况，同时又把国内的社会矛盾保持在缓和的范围内。

企业收入比重上升有几个具体原因。美国的结构失衡实际上也是这种政策的反映。近些年来房地产开发急剧升温，对土地的需求迅速扩大。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国居民储蓄率已经降到了-1%，显示美国居民消费已经超过了全部居民收入。与必须向股东分红的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等于变相享受国家补贴，两者不在同一条竞赛的起跑线上。这也势必触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将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进入 王小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美国经济 。另据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计算，2000-2010年间居民储蓄率提高了6个百分点。

在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中，部分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占了很大的部分。政府一次性收取，一次性花掉，提前预支了未来70年的收益，也预支了未来的繁荣，又把房价推高到大部分居民无法承受的水平，这样的发展是杀鸡取卵，不可持续。

同期，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3.5%上升到20.7%，提高了7.2个百分点。国土资源部：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土地出让金弥补了地方财政的不足，对改善地方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确有积极的一面。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富人和中上收入阶层负担的税率都低于中下收入阶层的税率。一个大国把一半的GDP拿来投资，而居民消费只占三分之一，这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结构失衡到这份上，调整过程必然是痛苦和漫长的，必然改变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并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把这种痛苦的改变传递到利益链高端的既得利益集团。

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地收入的大幅度上升。而这些利润大部分属于垄断性行业。

这清楚地说明高收入居民的储蓄率远高于低收入居民。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全覆盖，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仅仅表示担心或愤怒都是没有用的。需要注意的是，居民消费并不包括购买住房的支出，实际上美国人买房子的钱完全靠借贷。

中国的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果两万亿是美元，而美元最终贬值一半的话，按现值算中国就将损失1万亿美元。综上述，中美两国的结构失衡，尽管原因和表现形式十分不同，但都与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有关。根据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数据，1990-2000年期间，企业（包括金融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1.8%上升到16.4%，到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22.0%。而之所以会形成目前这种格局，除了一系列具体制度的缺陷外，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过度集中，缺乏社会公众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机制，导致权力的腐化和滥用。

这不仅造成财富的大量浪费，而且经济发展将遭遇越来越大的需求制约。其中后两项改变了土地原有形态，已构成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应记为支出。

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的天文数字负债，恰好构成了两国反方向结构失衡的标尺。这也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因为只要有印钞机，无论欠多少债，都不用担心破产。到2011年9月，美国政府的未偿还债务总额已经突破14.7万亿，与GDP之比超过了100%。